精彩试读
我父亲，并不是个天生古板的人。
小时候，我家开着村里最早的小卖部。
玻璃柜台擦得锃亮，里面花花绿绿的零食，在昏暗的屋子里自己会发光似的。
别的小孩攥着几毛钱来，眼巴巴地指指这个，看看那个。
我不用。
放学回来，书包一扔，手就往装“唐僧肉”或“无花果”的塑料筐里伸。
我吃零食从不偷偷摸摸，是光明正大地吃，吃到舌头发麻，吃到晚饭吃不下。
那种甜腻的、带着廉价香精味的“吃到饱”，是我童年王国的基石，坚固无比。
更让所有同伴眼红的是，我家有电脑。
那是一台笨重的大脑袋显示器，开机时嗡嗡作响，像要起飞。
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游戏光盘，《红色警戒》、《仙剑奇奇侠传》。
他允许我玩，甚至有时会站在我身后看一会儿，看着屏幕里的小人跑来跑去，他脸上有种淡淡的笑意。
夏天的午后，蝉声震耳，我沉浸在像素的世界里，手指敲击键盘的嗒嗒声，和外面知了的嘶鸣混在一起，构成了我整个童年最踏实、最丰盈的**音。
那时我觉得，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开明的父亲。
我的童年，是完美的。
完美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裂缝的呢？
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，像是一堵墙，先是潮湿，然后墙皮悄悄地、一片片地剥落。
大概是小学高年级。
小卖部的生意，肉眼可见地淡了。
村口通了公路，更大的超市开到了三公里外的镇上，人们更愿意骑上电动车，去选择更多、价格更便宜的地方。
我家玻璃柜里的零食，落了灰，有些包装甚至开始褪色。
父亲蹲在柜台后，用一块抹布反复擦着己经很干净的玻璃，一擦就是半天，望着门外空荡荡的村路。
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开始频繁地问我：“作业做完了吗？”
“**卷子发了吗？”
他的语气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和，带上了一种我陌生的焦灼。
他把“学习”两个字，像钉子一样，一下一下敲进我们的生活里。
电视的声音被调小了，我玩游戏的时间被严格规定，超过一分钟，他就会在房门外咳嗽。
那咳嗽声，比钟表还准，比骂人还让人心慌。
我童年的王国，地基开始松动。
零食自由被“饭前不许吃”取代，电脑自由被“考到前十名才能玩”封锁。
我曾以为取之不尽的宝藏，原来都有代价。
而我，并不想支付这个代价。
我开始觉得，家里那曾经无处不在的、松软的快乐，被抽走了，换上了一层紧绷的、粗糙的套子。
套子里是我，还有父亲越来越多的沉默，和越来越多的白头发。
他的白发不是一根根长的，是一簇簇冒出来的，在黑发里那么刺眼，像秋后荒地里的衰草。
家里的经济，如同断了缆绳的船，缓慢而无可挽回地向下沉。
小卖部终于关张了。
柜台、货架被廉价卖掉，家里空出一大块，显得格外冷清。
父母商量了很久，拿出了所有的积蓄，还借了些钱，在镇上盘下一个小门面，做服装生意。
那两年，家里总飘着一股新布料和樟脑丸混合的味道。
母亲整天守在店里，父亲则西处去跑，进货，拉关系。
他回家越来越晚，身上带着烟味和疲惫。
他依然过问我的学习，但方式变了。
不再只是询问，而是检查，是训斥，是拿着我糟糕的成绩单，手微微发抖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那沉默比吼叫更可怕。
我能看见他眼中那簇希望的火苗，在我一次又一次不及格的分数里，明明灭灭，却始终不肯彻底熄灭。
他希望我成“龙”，可我连一条像样的虫子都不是。
我就在他这种近乎悲壮的期望里，和他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失望里，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学习自然烂泥一样，扶不上墙。
服装店没撑过两年。
时代的浪潮轻轻一卷，这种毫无特色的小店就被抛上了岸，成了干瘪的贝壳。
家里欠了债。
具体欠多少，他们从不跟我说，但我能从母亲骤然变得精打细算的唠叨里，从父亲骤然佝偻下去的脊背和更加频繁的深夜叹息里，触摸到那份沉重。
父亲的性格，就是在那些债主的电话声和催款单里，彻底大变了。
他变得易怒，一点小事就能引爆他。
他变得固执，认准了“只有读书才能翻身”的死理，把所有的压力、不甘、对命运的愤懑，都转化成了对我学习的苛责。
我们之间，战争不断。
吵的都是学习，又好像不只是学习。
后来，因为一次持续很久的重感冒，我请假落下了很多课。
回到学校，面对天书一样的试卷，积压己久的厌倦和无力感像潮水般把我淹没。
我对自己说，算了。
我跟父亲说，不上了。
那是一次极其剧烈的争吵。
他暴怒，摔了东西（好像是一个旧的搪瓷杯），指着门口，一遍遍吼着：“不上就滚！
有本事就别靠家里！
我看你能有什么出息！”
“好！
你说的！
不上就不上！”
我也用尽全身力气吼回去，仿佛吼得大声，就能掩盖内心的虚空和害怕。
我真的退了学。
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带着一点可怜的零钱，去了城里。
找了一间网吧当**，包吃包住，工资微薄。
****次以它坚硬、冷漠的本来面目拥抱我。
我才知道，童年的零食自由和电脑自由，是多么昂贵的幻觉，而我父亲，曾用他单薄的肩膀，为我毫无保留地支付过。
联系很少，每次通话，语气都很硬。
他从不问“辛苦吗”，只会生硬地说：“外面不是那么好混的。”
“不行就回来。”
我梗着脖子说：“不用你管。”
可是，我***里，总会隔一段时间，多出一小笔钱。
三百，五百。
转账说明空着，或者只有一个“。”。
那数字很小，在城市的物价面前，杯水车薪。
但我知道，那很可能是我父亲省下的烟钱，或者是从极其拮据的生活费里，硬抠出来的。
他明明说过不会再给我钱。
他明明自己也快活不下去了。
有一次，母亲偷偷打电话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**昨晚又看你小时候的照片了……他说，混不下去就回来，书……总还是能想办法读的……”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剧烈的咳嗽声，和一句模糊的呵斥：“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！”
我握着电话，站在嘈杂的街头，忽然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我眼前浮现出那个蹲在落灰的柜台后，默默擦拭玻璃的父亲；那个站在我身后，看我打游戏时带着淡淡笑意的父亲；那个拿着我成绩单，手发抖、眼中火苗明灭的父亲；那个在争吵后，背对着我，肩膀垮下去的父亲。
所有断裂的时光碎片，在这一刻，被这几百块钱的转账，被母亲这句偷偷的传话，猛地粘连起来。
他不是古板，他是被生活磨成了石头。
他不是不爱，他是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个不争气、又处处和他对抗的儿子。
他把所有的爱和希望，都拧巴成了严厉的责骂和不堪重负的期望。
当他连期望的力气都快没有时，那爱就剩下最笨拙、最沉默的形式——一点点抠出来的钱，和一句怎么也无法坦率说出口的“回来吧”。
我没有回去上学。
那条路，在我选择离开的时候，在我父亲一次次绝望又燃起希望的眼神里，己经被我自己亲手烧断了。
我和父亲之间，隔着太多东西：倒闭的店铺、还不清的债务、我失败的学业、他坍塌的尊严，还有我们彼此都无法准确表达的、摔碎了一地的爱。
但我们之间，也还连着一些东西。
比如那些沉默的转账记录，比如他永远嘴硬心软的话语，比如我心底这份越来越清晰的、混杂着痛悔的懂得。
他再也没有变成童年时那个开明的、给我自由空间的父亲。
也许他早就死在了某个为债务发愁的深夜。
而现在这个严厉、固执、沉默、偶尔偷偷给我打点钱的老人，是生活留给我的、唯一的父亲。
而我，也再也回不到那个能在零食和游戏里找到完美快乐的童年了。
我们父子俩，就这样，带着各自的伤疤和遗憾，在这并不容易的人世间，笨拙地、沉默地，继续活着。
那一点点偷偷递过来的钱，像漆黑海面上偶尔闪一下的、微弱的灯塔的光，不足以指引靠岸，只是告诉你，彼岸的人，还在。
小时候，我家开着村里最早的小卖部。
玻璃柜台擦得锃亮，里面花花绿绿的零食，在昏暗的屋子里自己会发光似的。
别的小孩攥着几毛钱来，眼巴巴地指指这个，看看那个。
我不用。
放学回来，书包一扔，手就往装“唐僧肉”或“无花果”的塑料筐里伸。
我吃零食从不偷偷摸摸，是光明正大地吃，吃到舌头发麻，吃到晚饭吃不下。
那种甜腻的、带着廉价香精味的“吃到饱”，是我童年王国的基石，坚固无比。
更让所有同伴眼红的是，我家有电脑。
那是一台笨重的大脑袋显示器，开机时嗡嗡作响，像要起飞。
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游戏光盘，《红色警戒》、《仙剑奇奇侠传》。
他允许我玩，甚至有时会站在我身后看一会儿，看着屏幕里的小人跑来跑去，他脸上有种淡淡的笑意。
夏天的午后，蝉声震耳，我沉浸在像素的世界里，手指敲击键盘的嗒嗒声，和外面知了的嘶鸣混在一起，构成了我整个童年最踏实、最丰盈的**音。
那时我觉得，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开明的父亲。
我的童年，是完美的。
完美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裂缝的呢？
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事件，像是一堵墙，先是潮湿，然后墙皮悄悄地、一片片地剥落。
大概是小学高年级。
小卖部的生意，肉眼可见地淡了。
村口通了公路，更大的超市开到了三公里外的镇上，人们更愿意骑上电动车，去选择更多、价格更便宜的地方。
我家玻璃柜里的零食，落了灰，有些包装甚至开始褪色。
父亲蹲在柜台后，用一块抹布反复擦着己经很干净的玻璃，一擦就是半天，望着门外空荡荡的村路。
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开始频繁地问我：“作业做完了吗？”
“**卷子发了吗？”
他的语气不再像以前那样随和，带上了一种我陌生的焦灼。
他把“学习”两个字，像钉子一样，一下一下敲进我们的生活里。
电视的声音被调小了，我玩游戏的时间被严格规定，超过一分钟，他就会在房门外咳嗽。
那咳嗽声，比钟表还准，比骂人还让人心慌。
我童年的王国，地基开始松动。
零食自由被“饭前不许吃”取代，电脑自由被“考到前十名才能玩”封锁。
我曾以为取之不尽的宝藏，原来都有代价。
而我，并不想支付这个代价。
我开始觉得，家里那曾经无处不在的、松软的快乐，被抽走了，换上了一层紧绷的、粗糙的套子。
套子里是我，还有父亲越来越多的沉默，和越来越多的白头发。
他的白发不是一根根长的，是一簇簇冒出来的，在黑发里那么刺眼，像秋后荒地里的衰草。
家里的经济，如同断了缆绳的船，缓慢而无可挽回地向下沉。
小卖部终于关张了。
柜台、货架被廉价卖掉，家里空出一大块，显得格外冷清。
父母商量了很久，拿出了所有的积蓄，还借了些钱，在镇上盘下一个小门面，做服装生意。
那两年，家里总飘着一股新布料和樟脑丸混合的味道。
母亲整天守在店里，父亲则西处去跑，进货，拉关系。
他回家越来越晚，身上带着烟味和疲惫。
他依然过问我的学习，但方式变了。
不再只是询问，而是检查，是训斥，是拿着我糟糕的成绩单，手微微发抖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那沉默比吼叫更可怕。
我能看见他眼中那簇希望的火苗，在我一次又一次不及格的分数里，明明灭灭，却始终不肯彻底熄灭。
他希望我成“龙”，可我连一条像样的虫子都不是。
我就在他这种近乎悲壮的期望里，和他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失望里，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学习自然烂泥一样，扶不上墙。
服装店没撑过两年。
时代的浪潮轻轻一卷，这种毫无特色的小店就被抛上了岸，成了干瘪的贝壳。
家里欠了债。
具体欠多少，他们从不跟我说，但我能从母亲骤然变得精打细算的唠叨里，从父亲骤然佝偻下去的脊背和更加频繁的深夜叹息里，触摸到那份沉重。
父亲的性格，就是在那些债主的电话声和催款单里，彻底大变了。
他变得易怒，一点小事就能引爆他。
他变得固执，认准了“只有读书才能翻身”的死理，把所有的压力、不甘、对命运的愤懑，都转化成了对我学习的苛责。
我们之间，战争不断。
吵的都是学习，又好像不只是学习。
后来，因为一次持续很久的重感冒，我请假落下了很多课。
回到学校，面对天书一样的试卷，积压己久的厌倦和无力感像潮水般把我淹没。
我对自己说，算了。
我跟父亲说，不上了。
那是一次极其剧烈的争吵。
他暴怒，摔了东西（好像是一个旧的搪瓷杯），指着门口，一遍遍吼着：“不上就滚！
有本事就别靠家里！
我看你能有什么出息！”
“好！
你说的！
不上就不上！”
我也用尽全身力气吼回去，仿佛吼得大声，就能掩盖内心的虚空和害怕。
我真的退了学。
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带着一点可怜的零钱，去了城里。
找了一间网吧当**，包吃包住，工资微薄。
****次以它坚硬、冷漠的本来面目拥抱我。
我才知道，童年的零食自由和电脑自由，是多么昂贵的幻觉，而我父亲，曾用他单薄的肩膀，为我毫无保留地支付过。
联系很少，每次通话，语气都很硬。
他从不问“辛苦吗”，只会生硬地说：“外面不是那么好混的。”
“不行就回来。”
我梗着脖子说：“不用你管。”
可是，我***里，总会隔一段时间，多出一小笔钱。
三百，五百。
转账说明空着，或者只有一个“。”。
那数字很小，在城市的物价面前，杯水车薪。
但我知道，那很可能是我父亲省下的烟钱，或者是从极其拮据的生活费里，硬抠出来的。
他明明说过不会再给我钱。
他明明自己也快活不下去了。
有一次，母亲偷偷打电话来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**昨晚又看你小时候的照片了……他说，混不下去就回来，书……总还是能想办法读的……”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剧烈的咳嗽声，和一句模糊的呵斥：“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！”
我握着电话，站在嘈杂的街头，忽然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我眼前浮现出那个蹲在落灰的柜台后，默默擦拭玻璃的父亲；那个站在我身后，看我打游戏时带着淡淡笑意的父亲；那个拿着我成绩单，手发抖、眼中火苗明灭的父亲；那个在争吵后，背对着我，肩膀垮下去的父亲。
所有断裂的时光碎片，在这一刻，被这几百块钱的转账，被母亲这句偷偷的传话，猛地粘连起来。
他不是古板，他是被生活磨成了石头。
他不是不爱，他是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个不争气、又处处和他对抗的儿子。
他把所有的爱和希望，都拧巴成了严厉的责骂和不堪重负的期望。
当他连期望的力气都快没有时，那爱就剩下最笨拙、最沉默的形式——一点点抠出来的钱，和一句怎么也无法坦率说出口的“回来吧”。
我没有回去上学。
那条路，在我选择离开的时候，在我父亲一次次绝望又燃起希望的眼神里，己经被我自己亲手烧断了。
我和父亲之间，隔着太多东西：倒闭的店铺、还不清的债务、我失败的学业、他坍塌的尊严，还有我们彼此都无法准确表达的、摔碎了一地的爱。
但我们之间，也还连着一些东西。
比如那些沉默的转账记录，比如他永远嘴硬心软的话语，比如我心底这份越来越清晰的、混杂着痛悔的懂得。
他再也没有变成童年时那个开明的、给我自由空间的父亲。
也许他早就死在了某个为债务发愁的深夜。
而现在这个严厉、固执、沉默、偶尔偷偷给我打点钱的老人，是生活留给我的、唯一的父亲。
而我，也再也回不到那个能在零食和游戏里找到完美快乐的童年了。
我们父子俩，就这样，带着各自的伤疤和遗憾，在这并不容易的人世间，笨拙地、沉默地，继续活着。
那一点点偷偷递过来的钱，像漆黑海面上偶尔闪一下的、微弱的灯塔的光，不足以指引靠岸，只是告诉你，彼岸的人，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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